中国，海洋性与欠损*：
关联的三种模式
作者： 亨蒂尔·雅普 [hentyle yapp] 译者：杨君陶 [juntao yang]This translation was commissioned by Rockbund Art Museum as part of Asylum & Alienation, its 2026 Late Summer School with Parapraxis.
免疫的逻辑（logic of immunity）长久以来塑造着各国理解并追求自身安全的方式，然而它的效力正在发生变化。尽管如此，多数国家仍旧在这一既定框架内施行治理。在免疫范式（immunity paradigm）中，中国与美国都把对方设想为威胁各自安全的外部力量。对美国而言，一个国家若非自由主义的友邦，便是共产主义的敌人；它要么属于内部秩序，要么被划至外部——这便是经过免疫逻辑所强化的冷战遗毒。该范式的核心要义在于，国家必须维持一个被假定符合常态的健全，安全且免于传染的国体（national body）；其目标则是通过免疫力保持这一国体之纯洁不受污染。
然而，生态破坏与新冠疫情，使我们愈发有必要越出这一占支配地位的免疫范式来思考。民族国家越来越无法通过高墙，边境和禁令来保护共同机体（communal body）免受外部威胁。气候变化迫使民族国家重新审视其历史上为应对感知到的威胁而采取的许多既定方法。经由空气和水传播的污染，以及病毒微粒，穿透了字面和隐喻意义上的围墙。依赖于内部与外部、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等对立而成立的免疫结构，已无法全然维系。然而，新冠疫情的全球治理表明，美国及其他国家仍以旅行禁令强化政治边界；中国则采取追踪境外冷冻食品等措施，试图在封控期间阻止病毒进入国境。此外，民族国家和私营企业还资助试图阻挡太阳射线或捕捉碳排放的项目，仿佛阳光与碳是有待挡回或捕获的敌人。然而，这些尝试打破了生态平衡，回避了如何超越失控增长和消费主义，并最终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更大课题。免疫治理（immunity governance）之所以持续占据主导，正因为我们想把失衡的生活照旧维持下去，哪怕无处不在的威胁正在改变“安全”这个概念本身。一些民族国家最初成功地利用免疫治理阻挡了新冠病毒的侵入，因为它们作为岛屿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条件（特别是台湾和新西兰）提供了限制入境的手段——海洋成为了它们的城墙边境。某些用于管理环境的技术进步固然能带来一些短暂的缓解，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流通和持续增长的需求不断推进，我们看到免疫治理在应对病毒和生态破坏方面不乏局限。免疫的概念固然能继续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运转，但在当代，新型的非安全模式（modes of insecurity）正在涌现，要求国家重新思考如何以及是否能够通过既定手段做出有效回应。
当代的非安全性，即国家安全感（sense of national security）所遭遇的挑战，改变了治理结构应对危机的方式。随着威胁从基于国家间的竞争演化为更加无所不在且共同面对的担忧（如病毒和环境破坏），当下这一时态——或者说“现在时”（the present tense）——中的扩散也变得网络化和共享化。在今天，一个未受污染，亦未受欠损的国家机体（untainted or uncompromised national body），是否仍然可能？当我们所有人似乎都处于非安全之中时会发生什么？这又将如何改变“安全”本身的概念？
当然，非安全性的分配是不均匀的，气候变化的后果主要可以追溯到第一世界的资本主义采掘与生产。尽管如此，非安全感的蔓延和无所不在仍然超越了国家边界，在此背景下，美国不仅将中国概念化为竞争对手，也视为共同感受当下境况的众多伙伴之一。这种向当代非安全性的转向使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这便是一种关联性（relationality），其中，威胁虽然沿着社会差异和国际分工的界线而分配不均，却依然跨越了边界而为各方所共同承受。然而，这种关系并非积极的关系，也不近似某种团结；它所指向的，是共处之中的断裂与困难，是关联性的否定性（negativity of relationality）。换句话说，当非安全性漫过并浸透民族国家的既定结构与逻辑，我们该如何想象“处于关系之中”？
尽管所谓安全主要由国家所建构，并被局限于国家的疆域之内，我们仍须在这个共同的世界中直面关联性所固有的否定性。随着免疫治理式微，其关于完全的受保护，不受欠损且免于外部污染的有限假定亦显得脆弱，这种否定性也愈发凸显。我借助三个纠缠交织的模式来阐释在生存于关联性之否定性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分别是：中国（China），海洋性（the oceanic）以及受欠损（the compromised）。这些概念中的每一个都值得各自拆解，但我将它们结合在一起，是为了强调我们需要在免疫概念旁侧思考，同时留意非安全性正在经历的变化。让人们感到安全本身并不是坏事；然而，我们所经历的安全感（无论因差异轴线和全球分工而多么不均衡）正在发生巨大转变。此外，作为一种装置（apparatus）的国家安全往往维持着一种未明言但早已确立的冷战秩序。关注这一秩序、关注威胁如何被感知，对于重新构想另一种做事方式——也许是“新”的方式，如果你还相信这个观念的话；也许只是修订过的方式——至关重要。不过，我沿着这条探究路径前行，首要目的仍是从描述性层面（the descriptive）思考：这种处于否定性，亦即处于非安全性之中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这样做最终会使我们得以开始一项更漫长的规范性工作（the prescriptive）：当我们对否定面与海洋性的理解改变了生活方式和存在感，我们也将创造出不同的生存方式与自我治理方式。
免疫范式依赖于外部威胁，因而绝非中立。其逻辑服务于由“不列颠和平”（Pax Britannica）和“美利坚和平”（Pax Americana）主导的旧有的西方主导秩序，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宗旨和假定便体现了这一点。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强调了在“9·11”事件后的非安全感中对这一秩序的维持。他剖析了“流氓国家”（rogue states）这一概念如何造福于西方导向的秩序：其中行为最“流氓”（即犯下反人类罪行，无视主权国家和人民的权利）的国家，过去和现在往往正是美国和以色列等国，而它们的运作恰恰依赖于将非西方，尤其是东方主义化（Orientalized）的阿拉伯国家建构为“流氓”：
姑且搁置这可能引起的一切问题，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不可计算的尊严——康德有时称之为“崇高”（sublime）——仍是正在进行的所谓全球化［mondialisation］中，各种人权话语与国际制度以及其他现代法律施为（juridical performatives）不可或缺的公理性前提。比如说，反人类罪这一概念，或者由它催生的国际刑事法院计划；许多主权民族国家——从美国到以色列，有时甚至包括法国——出于自身利益，仍在反对这一计划，因为这些利益驱使它们牢牢守住自己的主权。
在历史上，免疫逻辑维系着资本主义第一世界的秩序；参与这一秩序的国家及其附属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一面使某种被设想的全球世界得以运行，一面把其中绝大部分利益输送给自己。国际关系学中的这套免疫范式，也随着“安全”一词含义的变化而演变。
“安全（security）”的本义包含免于忧虑或焦虑。这一源于十五世纪中叶的古老概念，已演变为当前的定义，即免受危险、威胁或负面情动（negative affect）的状态。二十世纪下半叶，围绕安全的利害关系大幅上升。从1941年开始，安全的词源含义转向考量国家或个人的安全；到了 1965 年，全球反殖民运动处于高潮时期，这个词又开始具有更加以国家为中心的定义。民族国家与安全的紧密联系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全球去殖民化浪潮之中，这绝非巧合。当属于“不列颠和平”和“美利坚和平”的殖民与帝国事业面临挑战时，安全便巩固了其以国家为核心的含义。当造福于西方及其代理国的秩序失衡时，安全的观念就会扩展，以适应我们对国家的构想。因此，安全的这些变化与冷战以及一个日益被资本主义“内部”和共产主义“外部”所定义的格局相重合。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在这场版图交错的舞蹈中占据着多变而复杂的地位。中国业已成为世界核心的方式，为理解那些“被视为处于免疫秩序之外者何时能够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关键范例。换言之，中国说明，我们既需要继续借助免疫概念来思考，也需要将思考推到它的边界之外。
在这一被称为“北京共识”的新秩序中——该术语形成于二十一世纪初，后来由彼得勒斯·刘（Petrus Liu）进一步发展——先前的世界秩序并非简单地扩张以容纳中国等新兴国家。中国改造了免疫范式的运作方式。在免疫范式内部，中国通过与那些经常被视为“流氓”且被排除在先前西方秩序之外的民族国家建立联系，产生了一种新的主导秩序。金砖国家（BRICS）是一个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伊朗等国组成的政府间组织，它不仅促进了贸易，还形成了一个地缘政治阵营。该组织旨在制衡和挑战北约（NATO）及管理全球事务者的主导地位。尽管有人将中国理解为正在进入“帝国”，成为一个超国家网络的一部分，但这种框架依然主要是从西方秩序内部来理解中国，而未能充分应对“内部”与“外部”概念转变所带来的影响。尽管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组织，可是中国连同俄罗斯等国，也正在重新排列何者被视为内部、何者被视为外部。中国及其他国家固然延续着冷战逻辑中的另一条轴线——借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敏锐分类法，即“其余世界对西方”（the Rest versus the West）所构成的另一免疫阵营——但它们同时也正在重新排列这一秩序的条件，尤其是通过它们对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和私有化的实验。此外，随着资本积累中心向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转移，某种资本生产秩序得以维持，但其运作正超越单一超国家框架的运作模式。这种独特的导向固然维护了全球化，但也重塑了“安全/非安全”的分配。
因此，超越免疫及其附带结构进行思考至关重要。中国帮助我们建立一种超越“内部对立于外部”框架的，更具关联性的观念，特别是在涉及非安全性时。具体而言，中国通过其“海洋性存在”（oceanic presence），唤起了一种处于关联之中的生活感。中国引发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用“海洋感觉”（the oceanic）所描述的状态：“一种与自身之外的整个世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属于它的感觉”。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对“海洋感觉”的定义，试图描述一种形而上学的宗教情感。尽管海洋感觉通常被理解为主体心理发展及其与宗教等外部源头关系的一部分[1]，但我在这里用它来思考关联性的否定性，特别是关于地理空间。海洋性索引了超越免疫条件运作的威胁的蔓延。通过指出共同的全球性挑战使威胁无处不在，同时指出我们必须越出免疫框架中的“中国”，我邀请我们把世界之中的中国理解为某种关联性的存在。然而，关联性往往被纳入偏重肯定面的框架：这一框架把注意力放在共同的忠诚与合作上，试图生产一个以联盟和结盟为基础的世界。关联性的肯定面当然至关重要，但我们常常因为聚焦肯定面而牺牲了对否定面的考察。关联性的否定性，体现于人们受制于一种共同且无处不在的威胁时所遭遇的困难。反过来，关联性的否定性也探讨了我们如何接受、应对并生活在一个受欠损的共同世界中。正如我们许多家庭关系所展示的那样，关联性往往因困难、愤怒、怨恨和一整套负面情动而变得破裂。如果我们更多地借由关联性的否定性来思考，尤其借此越出免疫范式，会发生什么？毕竟，当我们共同面对一场危机，何者仍会被视为对内部的威胁，“外部”的观念又会发生什么？在所有人都有所牵连且皆受欠损（尽管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的海洋性之中，“威胁”或“外部”的概念又会如何演变？
除了海洋感觉，弗洛伊德在同一文本中还将心理体验与物理空间联系起来。他提出了一个离奇的思想实验：“现在，让我们作一个异想天开的假设：罗马并非人们居住的地方，而是一个有着同样漫长而丰富过往的心理实体；凡是曾经成形的事物都不曾消逝，先前所有发展阶段都与最近的阶段并存。”如果我们用中国替换罗马，就能体会到一个像中国这样的物理空间是如何化作一种心理存在的。事实上，对西方而言，中国一直以一个被压平了时空的空间而存在，是一个海洋性的心理实体。[2]。中国的海洋性轮廓诱使西方存在于自身之外；中国是西方的构成性外部（constitutive outside）。从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到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大多数继承弗洛伊德思想的理论家都通过“匮乏”（lack）和“忧郁”（melancholy）的概念关注海洋感觉的否定面。尽管杰姬·王（Jackie Wang）将海洋性向积极的关联模式做出了有益的重新定位，但我试图重返这一否定性谱系，以此帮助我们更充分地将关联性作为概念加以理论化。假使我们全都承受着形态有别却不断增殖的威胁，并因此经由否定性而彼此关联，那么，一直支撑着免疫范式的内／外身份感将会怎样？中国帮助我们追踪海洋性的观念——即与所有其他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归属于彼此——在此我们从内部与外部的免疫范式转向否定关联性。作为海洋性的中国，以及作为关联性而存在的世界，共同削减了“绝对外部”这一观念被赋予的实体感。那么，当外部退却，威胁这一观念又会怎样？
许多学者已帮助我们通过关联政治（relational politics）和情动（affect）重新思考免疫范式。埃德·科恩（Ed Cohen）追踪了免疫如何作为法律概念出现，并成为连接科学、医学与法律的纽带。陈麦（Mel Chen）关于生灵性（animacy）的研究重写了免疫，其方式是在超越简单主客体区分的维度上，重新考量人类与非人类如何相互赋予生气。科恩与陈都提醒我们在尺度、时间和地点的维度上将免疫及其他范式历史化。他们还强调有必要重新阐释免疫，以转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用本文的术语来说，海洋性与关联性使我们能够重新考量我们如何区分主体与客体、内部与外部、自我与他者：即免疫的结构性术语。因此，海洋性与关联性重新协商了免疫范式本身。然而，海洋性并非简单地将这些核心术语（主体、客体、内部和外部）扁平化为等同物。我们必须消解赋予这些观念的单一性（singularity），而非简单地将其扁平化。我抵制将主体与客体完全等同起来的冲动，以反对那种仅仅意味着“我们都在一条船上”的关联理论化——一种演变为简化关联性的扁平本体论（flat ontology）。在内部与外部、美国与中国、西方与其余地区、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着物质和历史上的差异。相反，如果我们既保持差异，又同时寻找关联，我们就能获得一个更详尽的模型，将当代的非安全性（contemporary insecurity）追踪并理解为否定的和无所不在的。维护我们当前的安全观念，需要一个强化外部与内部、主体与客体之间过于严格区分的免疫范式。
然而，威胁与非安全性已经扩散到这样的程度：受保护的内部与构成威胁的外部之间的边界正在退却。当免疫范式之“外部”的可辨识性降低，或变得半透明（而非本身被遮蔽）时，威胁究竟是什么？与中国及他者的物质差异不能被扁平化，也不能被等同于反复赋予西方的那些主体性（subjectivities）。扁平本体论（flat ontology）是难以维系的，尤其是当我们考量历史以及生命持续且扩大的分配不均时。倘若我们转而让这些实体的边界不再那么坚固——但并不使之彻底消散——我们的安全感便会转向关联性。借助海洋性，我们开始理解，自己始终处在关联性的非安全之中，只是程度各异。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差异性关系，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历史事实，必须得到维持和记忆；它们能够引导我们展开规范性工作，改变生活、存在和治理的方式。
通过将中国思考为海洋性，并把它与非安全性日益弥散的变化并置，我们获得了重新考量如何构想世界的契机——超越内部与外部，自我与他者，同时不把这些范畴简单地化约为彼此等同，仿佛关联性意味着我们全都平等，或者只是同一个共同人类。这种关联性并非建立在“我们都在一条船上，只需要更多合作就能解决问题”的观点之上。相反，这种海洋性关联指向了一个事实：我们或许注定要一起走向毁灭。我们是从否定性内部发生关联的。否定性的无所不在指向了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威胁不是例外而是常态——借用劳伦·伯兰特（Lauren Berlant）“危机日常（crisis ordinary）”的概念，这是一种“威胁日常”（threat ordinary）。当威胁对于某种身体形态——无论肉身还是国体——成为日常，我们便可以把这种状况想作“欠损”（the compromised）。像科恩和陈这样的思想家通过围绕残障与疾病的关照，帮助我们重新构想身体与民族国家的免疫形式，这绝非巧合。从这个视角来看，“欠损”（compromised）或“免疫受损”（immunocompromised）引导我们关注威胁的渗透，饱和与无所不在。这似乎正是我们的共有之物。
在免疫范式内部，威胁是有待管理的对象；其回应旨在摆脱外部威胁。而在否定的海洋性内部，威胁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应对措施也因此必须以超越边境和禁令的更复杂方式运作。在海洋性之中，个体和社会机体始终处于欠损的状态，威胁因此成为日常存在的一部分（而非例外）。处于欠损状态，意味着始终处于一种无法简单超越为更积极状态的否定性中——“一切都会好起来”（it gets better]）似乎并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口号。相反，人们必须流连（linger）在处于关联之中、处于海洋性之中所固有的艰难境况里。欠损的状态展现了一种分配不均但又无处不在的与非安全性共存的生活方式。当新冠疫情暴发时，我们见证了针对受欠损者的一次转变：风险的管理与分配一度从个人转向国家。在短暂的一刻，一些国家承担起协助管理受损状态的责任，关闭公共空间，建立一套短暂国有化并由政府补贴的医疗体系，同时采取其他措施。尽管大众最初对免疫受损人群的意识已经消退，国家开展实质性公共卫生回应的能力也大打折扣，但公众对那些受欠损者的普遍意识，为理解超越免疫范式的生命提供了一丝（诚然非常微弱的）希望。我们如今已完全回归到针对受欠损者的个人化和私有化风险管理模式。然而，我将目光转向海洋性和欠损状态，是为了提醒我们，事情还可能，也应当有何种样貌：这正是规范性层面。社会已经从国家主导的风险管理形式中撤资；可是，新冠疫情曾让我们真正瞥见，把我们理解为集体性受欠损，同时承认其程度各异，可能意味着什么。
我们通过海洋性存在于关联之中，负面情动是日常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海洋性内部进行重新调整、流连并开展工作。与其去创造一个规避否定性的范式，我们倒不如“默然顺应”（acquiesce）它。默顺（acquiescence）并非简单地抵御否定性，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处于（免疫）受欠损状态提供了一种默顺的模式，这种模式并非仅仅关乎屈服与接受。相反，受欠损状态标志着一种穿透于过程之中并进一步深入的能力。默顺意味着，一个人先经历不满并切身感受它，而后才在不加反对的意义上接受。被欠损者的默顺并非消极或虚无主义；它不会平息政治或其他层面改天换地的渴望。相反，（免疫）受欠损者的默顺，是在一个超出简单的接受／拒绝、抵抗／屈服二分的过程中照料否定性。通过关联性之中的否定性，我们进入一个直面眼前现实的过程；这一过程迫使我们重新配置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
受欠损与海洋性提供了一种不再受制于旧有免疫模式建构的世界观——在旧模式中，仿佛有一个未遭沾染的内部，而威胁总从外部袭来。相反，它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有人最终都处于被欠损的状态，尽管程度各有不同。我们或许试图与这一现实保持距离，事实上，我们确实看到民族国家正通过“洗绿”（greenwashing），推动健全主义（ableist）政策以及纯粹的全盘否认等手段这样做。然而，处于受欠损的状态是许多人群长期以来一直在经历的，尤其是那些存在于阶级化社会差异形式之中以及西方之外许多跨国地区的人群。随着非安全性变得越来越无所不在和具有关联性，这种受欠损条件继续扩大。中国作为海洋性，使我们能够追踪这些走向强调受欠损的否定关联性的转变。这些模式共同指涉了风险、否定性和非安全性如何成为生活的核心而非例外。生活在否定性之中并与无所不在的威胁共存，将你与他人绑定在一起。这些关联模式未必能让民族国家为某一共同目标结成同盟；以为人类会集结起来反抗气候变化或某个更庞大的实体，只是一场乌托邦式的白日梦。否定关联性不会把全人类统一成一个行动一致的政治共同体。它凸显不同人群之间的历史差距，也凸显这些不均等生活方式的继续扩张。资本、免疫和安全的结构，曾经延缓某些地方和人群感受这些差距；如今，差距也正切入这些地方和人群的生活。我们正在体验一个事实：没有出口，无路可逃；我们只能进一步深入其中。要向内深入，就必须如实看待事物，并考察它们来自何地，起于何时——来自剥夺的历史（histories of dispossession）以及欠损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历程。
* 译者注：Compromised一词的翻译处理是权宜之计。英语compromise源自晚期拉丁语 compromissus，由com-（共同）与promittere（许诺）构成，本义是“共同许诺”。十五世纪初进入英语时是一个法律程序用语，指争议双方共同承诺服从仲裁者的裁决。十五世纪中叶，词义转为“以相互让步了结分歧”，即今日通行的“妥协”。至十七世纪九十年代，才派生出“使陷入风险、危及、损害”一义，现代医学术语 immunocompromised（免疫功能受损）正出自这一支。三个看似无关的义项在同一个词里共存，即共同许诺、相互让步、被置于危险之中。本文用法则取这多层意思，合而为一；为强调这种多重意义的陌生化效果，取译“欠损”。
注释
[1] Jackie Wang就围绕海洋性与主体的这一长远谱系提供了有益的概览。参见 Jackie Wang, “Oceanic Feeling & Communist Affect,” Giulia Tofana the Apothecary, December 2016: [loneberry.tumblr.com/post/153995404787/oceanic-feeling-and-communist-affect](https://loneberry.tumblr.com/post/153995404787/oceanic-feeling-and-communist-affect)
[2] 关于将中国理解为海洋性，还有其他语言有助于将关联的否定性理论化。“网络（Networks）”、“云（clouds）”、“块茎（rhizomes）”和“星丛（constellations）”是提供必要方向以追踪有界否定性形式的关键术语。出于这篇短文的目的，我在此不再展开这些想法。方向参见胡东辉（Tung-Hui Hu）: A Prehistory of the Cloud (Cambridge: MIT Press, 2016)。